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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常人眼里，美国政制是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理由很简单：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最为富足和自由，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然权利，国家还如此强大。即便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各行学者眼里，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在美国同样如此。与我们不同的是，在美国学界，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极少数业内人士心中有数：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政治哲学探究所引发的历史性争议是非未定，以至于美国政制的德性品质是优是劣，迄今尚无定论。在我国学界，也有极少数人觉得，美国政制并非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却未必清楚问题究竟怎么回事。本稿尝试考察英美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美国立国原则的持续论争，以便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也有所认识。
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的对峙，是这场持续论争的集中体现，迄今仍是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件。施特劳斯筚路蓝缕的政治哲学史研究取向，回到苏格拉底问题从头开始，力图在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捋清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来龙去脉，重启“古今之争”，由此切入美国政制问题。剑桥学派以倡导政治话语史研究对抗施特劳斯派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从近代西方的革命造反精神出发，致力打造一种名为“新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政治思想传统，挑战美国立国原则的正统解释，并在现实层面积极推动公民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奇妙的是，剑桥学派宣称，他们提倡“公民共和主义”其实是在复兴一种被历史浧埋的“古代人的自由观”，从而也是在重启“古今之争”。
无论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剑桥学派，都不是没有大政治关切的实证式的思想史研究。晚近十五年来，这两派的主要文献已经陆续译成中文，有目共睹，却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究竟什么是“古今之争”？美国的立国原则与“古今之争”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觉得这样的问题事不关己。毕竟，我们不仅置身于自己的“古今之争”，而且同样面临两种精神品质的人文学问的“选边站”，除非我们不理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必然会出现的情形：“自上而下的启蒙”与“自下的政治自由”的赛跑正在加速。本稿将以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在解释美国立国原则的德性基础时的尖锐对立为观察点，展示双方在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差异。
刘小枫，1956年生于重庆，17岁下乡务农，三年后回城任图书馆职员。1978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修习德语文学，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1985年起任教深圳大学文学院，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89年负笈瑞士巴塞尔大学，1993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创立大型译丛“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沉重的肉身》(1998)，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国内学界。2002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创立“经典与解释”辑刊(已出刊45辑)及大型译丛“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已出4百余种)，发表《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路标》等著，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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